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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学争鸣:文学自觉不能提得太早
栏目分类:国学资讯   发布日期:2016-07-22   浏览次数:

  我们认为,文学自觉不宜提得太早,因为文学的自觉首先需要人的自觉。中国文学的全面自觉,只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真正完成。具体理由如下:

  一、生命意识的增强。中国人对自身个体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。从西周到两汉,一些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者,如屈原、司马迁等,对于个体的生命价值有初步的确认和强烈的渴求。但从普遍来说,在礼乐文化背景下,人的依附性很强。到了汉末,儒家一统的文化结构受到强烈冲击。《古诗十九首》有对人生的拷问,如“人生非金石,岂能长寿考”,李泽厚《美的历程》说“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,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,人对自己生命、意义、命运的重新发现、思索、把握和追求”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魏晋南北朝时代被称为“人的觉醒的时代”。

  二、文学价值的重视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称文章是“不朽之盛事”,就是对文学与人生价值的探讨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的文学观念虽然有礼乐文化的大背景,但他毕竟生活在“人的觉醒的时代”,对个体的生命和文学的价值有自己的思考。《序志篇》说:“形同草木之脆,名踰金石之坚,是以君子处世,树德建言,岂好辩哉?不得已也!”刘勰认为,“宇宙绵邈,黎献纷杂”,个体要“拔萃出类”,只有靠“智术”,也就是自己的聪明才智。他自己著《文心雕龙》的根本目的是“立家”,即要自成一家,也就是要通过著书立说来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。

  三、个体情感的重视。魏晋南北朝,儒家一统的文化格局被打破,个人情感的抒发空间得到重视。陆机《文赋》提出“缘情观”,就体现这一时代的文化信息。到刘勰《文心雕龙》,“情”得到更多的阐发,如说“人禀七情,应物斯感”;“情以物兴”,“物以情观”;“登山则情满于山”,“情饶歧路”,“情数诡杂”,“情变所孕”;“情动而言形”,“情性所铄”等。这些“情”的具体内涵各异,但刘勰重视“情”的自由抒发是毫无疑问的。

  四、文学形式美的张扬。语言形式是文学的本体,在礼乐文化背景下,语言形式即“文饰”是受到限制的,所谓“文胜质则史”,但在文学觉醒时代,文学形式得以张扬。詹福瑞《中古文学理论范畴》指出:“‘文’的内涵越来越纯化,越来越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。‘丽’的艺术特征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入,要求也越来越强烈。”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即提出“丽”的文学主张。《文心雕龙》有多篇文章专门展开对文学语言形式的探讨。刘勰认为,“立文之道,其理有三”,分别指形文、声文和情文,如果说“情文”属情感内容范畴,那么“形文”“声文”则归语言形式范畴。

  五、文学批评的全面性增强。在魏晋南北朝之前,也有一些谈论文学的文章,但都是针对某一部著作或某一种文学。曹丕、陆机等人的文论则针对的是文学的多方面问题,文学批评的全面性加强。到《文心雕龙》,其思考的文学问题更是全面。刘勰甚至对他之前的文论都表示不满,认为它们“各照隅隙,鲜观衢路”,“并未能振叶以寻根,观澜而索源”。《文心雕龙》自身结构的全面性和体系性,关涉到文学系统的各个环节,体现出对文学规律的探讨进一步深入。

  (吴中胜,作者单位: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)

来源中国道家养生网 www.daoys.ne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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